董永籍贯歧说的原因

    在江苏省东台县盛传董永故事，有同《董永遇仙记》相配合的一系列纪念性民俗实体。如有一处村庄叫傅家舍，据说正是董永卖身为奴的那位傅员外后裔之地。又有证媒的古槐和土地庙。甚至还有鹤落埨、辞郎河、舍子头、双井等等。欲求其真，反倒令人看出其假。东台县的异说另有它独特的因缘。这里原来流传着农女七妹逃难来此的传说。农女善养蚕，嫁与董永，为当地传播了蚕桑之业，终于劳累而死。乡亲们盛誉她的高德，便说她是天女下凡，大功告成而归天了。毕竟董永故事是“国家级”的名说，农女七妹故事仅是“县级”地方产品，而且过于清苦，缺乏韵味，终于泯没于董永故事的强大光辉之下。但它为将董永户籍迁至东台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，终于鹊巢鸠占。这是江苏籍歧说的又一原因。当然这一原因与前述原因又可以互为推肋。

    《舆地纪胜》卷四十“泰州.古迹”，言有“天女缫丝井”和董永墓。这又是一处异说。泰州属扬州府，小名贯大名，因扬州之故，泰州遂为董永乡梓地了。

    如此看来，江苏境内的歧说又另属一种类型，利用把董仲讹成董仲舒的错误，又以大儒董仲舒来换代，简直是专门要一误再误了。

    《录异记》言仙墓在“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”，这是现今河南省的东南部的汝南县。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董永条下综述说：“董永，后汉千乘人。少失母，奉父避兵，流寓汝南，后徒安陆。……董永墓在今孝感县，孝感在汉时为安陆县地。今汝南县西亦有董永墓，《汝宁府志》云：‘旧称仙女墓’。”汝宁府是元代建置，于汉为汝南郡。所以平舆、汝南、汝宁三地的，实是《录异记》所言的那同一座仙女墓。从山东北部的千乘，到河南东南部的平舆，千里迢迢，跋山涉水，民俗又是怎样使董永死后的魂灵作如此远程迁转呢？这个问题尚难解释。

    董永被迁往湖北，曾被安排在孝感、安陆、京山三县落户，原因又是取代另一孝子的地位。

    孝感县原为汉代安乐县，南朝刘宋因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的孝行，而改名为孝昌县，后唐避庙讳而改称孝感县。这是记在《舆地纪胜》卷七所引《图经》的，但到《明一统志》卷六一，却变说成：“孝感县，刘宋因孝子董永分置”。为什么要把因董黯立县名改说成因董永而立县名呢？一方面是明代时崇奉董永已蔚成风尚，一方面那位董黯的孝行不仅不突出，而且还有实为杀人犯的罪科。《嘉庆一统志》卷三三八所载为：“汉董黯，句章人，事母孝。比邻有王寄者，母以黯能孝讽寄。寄忌之，伺黯出，辱其母，黯恨之。及母死，斩寄首以祭母，自陈于官。和帝诏释其罪，且诏拜郎中，不就。”又，康熙三四年刊本《孝感县志》承袭《明一统志》的说法：“董永，青州千乘人。蚤丧母。汉灵帝中平中。黄巾起，渤海骚动，永奉父来徒。家贫，永佣耕以养。父没不能葬，贷钱于里之富人裴氏，约身为奴偿之。……南宋以故，名其地曰孝昌。永殁，葬父墓侧，相传董家湖有裴巷，即其处也。”这里虽不敢明言原籍为孝感，而巧说成侨居，为了持之有故，亦改换了董永故事情节，然而所露的马脚实为拙劣。武梁祠的墓主武梁，据《武梁碑》所记，死于汉桓帝元嘉元年，即公元151年(碑已不存，碑文收载于宋代洪适《隶释》卷六），祠必立于此后。则墓中石刻画像的董永，不论是否实有其人，也只能生于此前很早之时，才会有人仙结合的神话性质传说。而《孝感志》竟说在黄巾起义的公元184年，董永奉父避难至孝感。

    安陆在孝感西北。本为春秋时郧国。汉代置县，属江夏郡。《明一统志》卷六一言：“东汉末，永奉其父避兵来居安陆。父殁，贷钱于里之富人裴氏。”可知这是从孝感县渗透而来的歧说。

    京山县在安陆西南方，清代属安陆府，这里附会有董仲的传说，显然也是由安陆、孝感渗透转移而成，三地恰成一个三角形。《明一统志》卷六六《安陆州.仙释传》：“董仲，汉董永子。母乃天之织女，故仲生而灵异，数箓符镇邪怪。尝游京山之潼泉，以地多毒蛇，书二符以镇之，其害遂绝。”

    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来看，尽管歧说纷纭，但总是有迹可寻。尽管手段各种各样，目的却完全相同，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都是出于对传说人物的喜爱亲切，要攀附为老乡。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民俗心理，因之误说尽管矛盾多有，却普遍地被承认，而且流传较广。董永乡贯的歧说，实际上并不是学术考证以求其确的问题，只是民俗以巧成趣、以误助兴、以多致澜而已。

    董永乡贯歧说也是一种“名人效应”。这种情况多有，例如诸葛亮隐居的具体所在地，就曾有是在河南省的南阳，还是在湖北省的襄阳的歧说。

    《出师表》中说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。”刘禹锡《陋室铭》：“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”《三国演义》第三七回，刘备也是说“南阳诸葛”。因此清代南阳城门上刻着名人陶澍撰的对联：“真人白水生文叔；名士青山卧武侯。”上联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出生于南阳白水河旁，下联指诸葛亮隐居。但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六回说是隐居在“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山”。今湖北省襄阳诸葛故居中董必武所撰对联是：“诸葛大名垂宇宙；隆中胜迹永清幽。”

    这两种说法都不算错，但不严密，形成一些矛盾。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引《汉晋春秋》：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。”这是说的南阳郡。当时尚无南阳县，南阳县是隋朝把汉代宛县改名才有。因而后代可以笼统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，不可确说在后代的南阳县。但南阳县群众出于热爱，也如此说，并把县西南称卧龙冈，建立纪念草庐。明代时，此地有碑明辨武侯宅应在襄阳县，当地人又把碑上襄阳地名砸毁。由此引起隐居地究竟在襄阳或南阳之辨。这是把历史与民俗的同异复杂关系简化了，不宜用一者片面地否定或肯定另一者。

    清代任河南南阳知府的顾嘉衡是湖北人，他高瞻远瞩，为南阳武侯祠正门特题对联是：

    心在朝庭，原无论先主后主；

    名高天下，何必辨襄阳南阳。

    1959年，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，在郑州市曾向干部和中学生称赞这副对联，并仿撰一联：

    心在人民，原无论大事小事；

    利归国家，何必计多得少得。

    1981年，胡耀邦在郑州干部会议上又谈他对顾嘉衡此联的体会，建议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一些历史问题不要分辨得过于细致，要求大同存小异，加强团结。

    同样的例子又如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，一说在今湖北武昌西面的赤矶山，一说在湖北蒲圻西面的赤壁山，一说在今湖北省黄州市西北的赤鼻矶，还有湖北嘉鱼县、湖北汉阳县及其他说法。黄帝陵也有所在地的歧说。许多著名人物出生地及事件发生地都有不少歧说，都是名人效应的民俗现象。就历史真实言，只能是某一个地方；但民俗也有自己依附的具体原因，所谓“不巧不成书”，“查无实据，事出有因”。将历史与民俗结合起来，不因此否定彼，反而相得益彰，各得其所，群众也会增长见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