释“乞巧”

    牛郎织女故事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。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夜，由喜鹊搭桥过银河相会，由此形成了“七夕”词，又形成了“乞巧节”的民俗。

    《西京杂记》卷一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。”又言：“汉掖庭有月影台、云光殿、九华殿、鸣鸾殿、开襟阁、临池观，不在簿籍，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。”是说这些建筑还不是汉皇宫中的主要的，因而一般书册中不记载。月影台、云光殿也是很高，又专以“月”“云”称名，为什么不在这里或其他台殿上穿针，偏要在开襟楼上呢？

    开襟楼就是开怀之意，是说可在此舒畅心怀。但“开怀”又可专指妇女第一次怀孕，这就透露出宫女由牛郎织女艰难的爱情联想到自己。对她们来说，首先和基本的问题是被剥夺了爱情和婚姻的权利，但此意无法表示，于是曲折隐蔽地从开襟楼之名而暗中祝愿。

    穿针就是将彩线接连穿进七枚针孔，这是眼力和手巧的比赛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主题相隔已远，但仍有一点关系。即针指女工正是妇女家庭生活主要内容之一，仍透露出对爱情家庭生活的向往。

    穿针也就是引线，而穿针引线可以比喻各种事情的双方的联系人，对爱情与婚姻来说，也就是媒人。宫女的青春和爱情被封闭在皇宫中，她们的这种愿望自然是很强烈的，但举措和言谈备受压抑而保守。应当是民间七夕乞巧风俗比较流行之后，影响宫女，才也可以公开地借此寄寓那不便明言的心怀。

    民间思想比较活跃，交流比较开放，怀春女儿对婚姻、媒人的希望更现实一些。大范围的群众智慧，把这种“引线”的希望巧妙地用“穿针”的形式表示。这一民俗到了近代，在各地基本已经淡化或不存，但陕西的风俗却盛行不衰，参见《陕西风情补说》一文。很可能是从陕西长安传到皇宫，从而推助传及全国。

    所以，七夕节风俗的古老或深层的原因应是宫女希望正常的爱情婚姻，家庭人伦之乐。向月光乞明、比赛眼力手巧，已是较后而定形的、遮掩性的表层机制。牛郎织女故事与穿针没有直接关系，七月七日的月亮也并非十分明亮，娥眉新月的亮度总是朦胧的。

    偏在七夕比手巧，可以想象是与“鹊桥”的“桥”谐音有关，从事理说，喜鹊搭桥实在是牛郎织女相会再巧没有的办法。搭桥也就是引线。诸种因素汇合成七夕节的穿针内容，这就是七夕节的“物化形式”，或者说是“民俗载体”。一种民俗有一定的寓意，寓意是观念性而抽象的，要靠具体的，可见可操作，因而可流传的形式来表现。例如端午节的主题是纪念屈原，划龙舟、吃粽子等就是它的载体或物化形式。对屈原，人们时时可怀念、敬重，也可以用读屈原的诗、写纪念文章来表示，但没有明显的形式，没有成为、也不可能成为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。

    一旦形成民俗载体，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。例如各地都过端午节，都吃粽或糕，但楚地之外没文化的人，并不知屈原因而未怀念的人也是很多。同理，汉代，尤其以后，宫女七夕穿针而不知或未想爱情婚姻的也不会少，这正可说明当初那深层的原因也不被宫女知晓。

    七夕节本是宫女的习俗，因为它的深层主旨（爱情祝愿)有一定的普遍性；浅层的主旨(乞巧)有很广的容纳性；穿针的形式又简便有趣，于是它就流传于民间。

    晋代周处《风土记》七月初七日，其夜洒扫于庭，露施几筵，设酒脯、时果，散香粉于筵上，以祈河鼓(按即牵牛星）、织女。言此二星辰当会，守夜者咸怀私愿，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，有光耀五色，以此为征应。见者便拜，而愿乞富、乞寿、无子乞子。唯得乞一，不得兼求。三年乃得，言之颇有受其祚者。”因为男子祈愿，已无穿针的内容，而是设酒脯、时瓜，也就是物化形式有了部分改换。女儿的专向习俗向不分性别多项内容泛化。

    《史记.天官书》：“织女，天女孙也。”《史记正义》言：“织女三星，在河北天纪东，天女也，主果窳、丝帛、财宝。”织女星主管人间瓜果，因而换为用瓜果祭织女乞愿。其实后汉已如此。后汉崔宴《四民月令》即有相同记述。

    南朝梁代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。是夕，人家妇女结采缕，穿七孔针，或以金银鍮石（按，鍮石是黄铜矿石）为针，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，有喜子网于瓜上，则以为符应。”也就是说仍保留着妇女乞愿的本初机制。

    事由七夕织女神话而起，由“七”谐音“乞”，就更便于泛化为男性参与此俗。

    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下言：“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，过者为得巧之候。”可以推想，汉代宫女乞巧之时和之前，嫔妃何尝不曾也乞巧，以祝得皇帝幸御而开怀，只是隐秘无记罢了。唐代时此俗大为流行，于是她们也公开参与，这倒是返璞归真，由后可见前了。

    七夕乞巧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可以介绍。

    一个是汉魏六朝时的神仙题材小说，多以七月七日作为神仙下降人间的日子。如《汉武故事》等叙西王母、上元夫人都是七月七日晚仙降而见汉武帝。《列仙传》言周灵王太子成仙后称王子乔，人请他回家。他说：“七月七日，待我于缑氏山头。”《列仙传》另一个故事，有个打铁匠成仙，是七月七日赤龙接上天的。显然是从牛郎织女星七夕受祭而生发的。

    另一个情况是明清时产生了智力游戏的“七巧板”。今时划拳酒令把“七”说成“七巧”或“七个巧”。

    第三种情况是方术家的药物要选在七月七日配制。这种情况很早，几乎与七夕节初起同时。《淮南万毕术》：“七月七日采守宫，阴干之，合以井华水，合涂女身。有文章，即以丹涂之。不去者不淫，去者有奸。”详见《“守宫”验处女方术解秘》一文。

    同书：“取妇人月事布，七月七日烧为灰，置楣上，即不复去。勿令妇人知。”言妇人就留恋此男主人而无他心。

    《淮南子》：“七月七日午时，取生瓜叶七枚，直入北堂中，向南立。以拭面，靥即当灭矣。”

    《韦氏月录》曰：“《龙鱼图》云：‘七月七日取赤小豆，男吞一七枚，女吞二七枚，令人百岁无病。”’

    同书：“合乌鸡药。是七月七日取乌鸡血，和三月三日桃花末，涂面及遍身，三二日肌白如玉。此是太平公主曾试有效。”

    以上各项都从《太平御览》卷31引录。其他例子甚多。这些方术所用的材料都是基于不同情况的附会，并无所说的药效，此不详及。配药的时间应当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却都要在七月七日，显然因它是个神秘性的日子。这神秘性只能是七夕节祝愿乞巧，利用这个民俗因子来增加方术的神异性。如此而已。

    《大唐六典》卷二十二载，“中尚署”献“七孔金细针”。日本帝室博物馆1942年编《正仓院御物图录》第14辑有“七支针”图，三长四短，长针还带着线。应当是从唐代传到日本的遗物。

    在甘肃东南的西和县、礼县，至今还有非常热烈而浑厚的“乞巧”民俗活动：乞巧节。各村村民在节前一、两个月内准备，有选址、联络、筹资、置装、排练歌舞、生巧芽等。主要活动从六月三十日晚到七月七日深夜，有迎巧、祭巧、唱巧、拜巧、吃巧饭、卜巧、送巧等节目。民俗专家称为“中国乞巧的活化石”。2006年10月，西和县被中国民俗协会授牌命名“中国乞巧文化之乡”。赵逵夫《汉水与西、礼两县的乞巧风俗》(《西北师范学院学报》2006年第6期）、《汉水、天汉、天水一论织女传说的形成》(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6期）、柯杨《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》(《陇南文史》第五辑，2010年)都有论述。

    陕西风情补说

    “十里不同风”的俗谚概括了我国历史悠久、地大物博在民情风俗上表现的生动活泼、丰富多彩，和各地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、风情谐趣。拜读了王世雄、黄卫平《黄土风情录》(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出版)一书，深有此感。

    本书是以漫谈，随笔的方式介绍陕西风俗的，以描述为主，间有论析考证。分居住篇、饮食篇、节日篇、婚姻篇等15篇，每篇各有若干具体化的文章，比较全面、细致。突出的特点是能抓住秦地风俗之异，即风俗事项之异和历史传说的奇特别致。

    比如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的说法在全国是普遍性的，但具体的情节性活动不多。在西北地区较多见的是给儿童炒豆豆和烙棋子馍，也少有来历说法。三秦人却有很感人的说法：武则天当了皇帝，玉皇大帝命令大旱三年以示反对和惩罚。但天河龙王可怜百姓，降天河水解救。玉帝又把他压在山下，下旨“金豆开花方可归”。众神与凡人都一筹莫展。来年二月二日，一位老婆婆上集，不小心袋中玉米撒了一地，情急生智，倒想出把玉米爆花让孩子吃，玉帝不是就看到大地金豆开花了吗？如此，果然赦放了龙王。

    还有“围庄”的一项：一农人救活了一只快冻死的啄木鸟。啄木鸟后来变老翁告诉此农人说：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各种害虫也出来，今年的害虫要成灾。你可把草木灰撒在房子四周。农民将此事遍告村人，又代代流传，成为定俗。按，这是因为草木灰含碱，有一定的清洁卫生作用的道理。啄木鸟是吃树木害虫的，所以知气候与虫害关系；爱护益鸟；集体主义。在这个简单的民俗中有多种有益的内容呀。

    又如“乞巧节”，人所众知的古代的情况仅是穿针引线见手巧，蜘蛛结网瓜上或盒中祝心愿，参见笔者本书《释“乞巧”》文。陕西的姑娘是集体乞巧，从六月六日就以生豌豆芽作准备，七夕时芽长七八寸，应了“七”字，称为“巧娘娘”。又用蛋壳作头，苇杆作身，糊成“七姐”像，此像还要扎在秋千架上。乞巧的内容是由一位针线好的姑娘给姐妹传授剪裁、缝制手艺。她的唱词如：“二姐哇，姐给你教，赶这么裁，赶这么缝……三姐哇，姐给你教，赶这么纺，赶这么织。”众人合唱：“我给七姐献核桃，七姐教我做绵袄。我给七姐献白馍，七姐教我绣花裤……”初五初六在院内玩，初七在街上。又把豆芽杆分给众人，回去浮水成影，趣说可预兆各人专长或命运。又从水中涝出，向空撒，看落地的迹象，预测未来女婿的方位，遇合顺利或曲折。

    书载乞巧是从汉代长安皇宫传出的。但从陕西的习俗看，内容多彩，神情投入，原汁原味，却让人相信，本出民间，转入皇宫，再度传到各地，起了推助，但也过滤了纯朴和韵味。

    又如送穷节，唐代韩愈写了《送穷文》，许多笔记书籍便津津乐道，所记的内容有限。即传说上古黄帝的孙子高阳氏的一个儿子性格怪僻，爱穿破衣，吃稀粥，他死后人们便弃破衣、撒稀粥在路巷祭祀。后世演化为打扫卫生、剪纸人投水、投路的送穷节。陕西人把它系到曾在渭水钓鱼的姜子牙身上：他的妻子不耐贫穷，弃他而去，姜子牙封神时不忘糟糠之妻，封她为穷神。正月初五也剪成一个女人投弃以寓送穷。此日不出门，免得穷神跟回。不借债，非借不可时以物来换。尤注重不借水火，因水火无情。以吃圆饺子“填穷坑”，炒各种豆类“嘣穷”。或吃面，片如碗大，叫做“吃补丁”。还放炮赶穷。没有特别的花销、设施，似水流年的日子，人们看到那时穷人脱贫的希望，难以实现的揶揄，比高阳氏子云云更富生活气息。

    又如北方人都吃的臊子面，陕西人说源于周公辅成王之时。他每次外出劳碌回来，嫂子(周武王之妻)作面感谢，叫和气面，他却敬称为“嫂子面”。时过境迁，人们按臊子肉叫成臊子面。又如农村集市交易，双方在袖内或衣襟下，捏对方的指头暗示价钱，陕西人说秦始皇是它的发明者和推广者。又如加热小石子珞成的“石子镆”(甘肃人按形状叫“炉齿馍”），说是牛郎织女赶往天河相会时，所带干粮发霉或太硬，乡邻帮助想了这个办法。这些当然是羌无故实的，我们却欣赏那想象智慧，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融合。从诸如此类的民俗实物和传说中，又看到三秦人民对自己家乡的历史著名人物，多了一种亲切感情。

    《黄土风情录》介绍了陕西民俗与全国许多地方相比或独特或同中有异，是值得一读的。

    民俗牵涉的方面太多，而且往往是在细微方面，以曲折的方式相互联系，在有无之间。民俗有时间、空间上的变动，有表象和深层含意的不同。民俗研究的难点不少。

    各地民俗研究不平衡，更缺乏交流沟通。已出版的民俗研究论著，很需要补之以学术讨论和批评。取长补短。笔者以为，就表象做浅层描述得多，从内含做深层探究的少，或者所探,并不切合实际。《黄土风情录》也有这方面的具体问题，笔者本着发展学术研究的精神，试申若干管见，以供讨论。其中有些是对民俗的意义未作解说，或解说未必妥当，而那民俗或有共性，在全国民俗研究中也未有解说；有些是陕西独有，对其他地方民俗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。

    一、关于“上梁”

    《上梁》文中说：“立房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一上梁，其仪式比较隆重。……主人必须准备好以下各物：雄鸡一只，镜子一面，红布二尺，毛笔一枝，香墨一绽，五彩线一束。此外蒸‘飘梁馍’，备五谷杂粮一斗，特别要蒸三个大馒头，内含硬币，称‘大元宝’，再准备一桶酵子水。上梁时一边放炮，一边用红布把历书、笔墨包扎在正梁的中间，缠上五彩线，悬上镜子（也有嵌在屋脊上的），再贴好‘上梁大吉’的横额。此时木匠师傅左手提‘金银斗’，右手捉只红公鸡(提前用酒灌醉），从梁上过，谓之‘跑梁’。然后骑梁立鸡，抛撒斗内的五谷、钱币及小型‘飘梁馍’……木匠师傅在抛撒钱、谷时，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，亮起嗓门编唱吉祥如意的顺口溜……唱毕又把桶里的酵子水四周泼下，因酵子能发面，取后辈人发家致富之意。最后留下三个大元宝，送木瓦工头及主人。”

    上述仪式及用物中，作者只解释了用酵子是取“发面一发家致富”的联想比拟作用，其馀的都未说到。其实，用鸡也与此类似。“鸡”谐音“吉”，这在各地、古今民俗中是十分普遍的。大红公鸡一大宏共吉，它也是对“上梁大吉”的“吉”字，用一种实物作象征。所不同的是，由酵子的“起发”的性质再联想到发财、发家，比较曲折一层。而“鸡”与“吉”是直接的谐音，都是抽象的心愿有了物化的载体。

    用历书的原因，是旧时的历书都说明哪些日子做什么事吉或不吉，不吉的日子也顺便说明是有什么妖怪出现，等于识破阴谋鬼计，知道妖怪的名字。笔墨等于文字。镜能使邪魔现形。撒五谷、抛“飘梁馍”都是婚礼中撒豆谷草节避青牛、青羊、乌鸡三煞的泛化。婚嫁的“嫁”与修房住家的“家”谐音”，这是联系的契合点。

    用五色线避邪，“线”是捆人的“绳”的变说。把这个秘密揭穿了，谁都觉得这个方法很可笑，骟鬼又骟自己。但它的历史却很久远。《太平御览》卷23引《风俗通》：“夏至著五彩辟兵，题曰：游光厉鬼，知其名者，无温疾。五彩，辟五兵也。”说不会受到武器伤害。又，卷31又引：“五月五日，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，令人不病温。”并把它叫成“续命丝”、“续命缕”。卷814又引：“（皇帝)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，俗说益人命。”又引葛洪《神仙传》：“仙人用五色丝作续命幡，幡安五色。”

    撒钱币从唐代典故来，唐中宗出嫁唐督宗女儿荆山公主时，专门铸造撒帐钱，上有“长命守富贵”字，祝贺吉祥。古代铜钱上的字或是篆体，而道士的镇鬼符也是仿篆体的。迷信职业者便说鬼怕篆字，怕有篆字的铜钱。

    该书《窑洞》文叙合龙口时的风俗：

    “‘合龙口’即预先在建筑的窑洞中间墙面上部留一缺口，称为‘龙口’。选良辰吉日，在缺口处挂红布一块……手端一个盛有五谷和碎馍馍、糕片片、核桃、花生及糖果的大碗，向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方敬撒，祈求家庭和睦，大吉大利。敬撒过后，在‘龙口’放进五色线、五色布、五色石、五谷及书、笔、砚等物，用砖灰封住。”

    这与上梁的民俗相同。窑洞无梁，便在洞壁留个小口。一个口口，也就是个窟窿，把“窿”字谐音为“龙”。最后又把它合拢住，“拢”也谐音“龙”。所以神秘性的叫“合龙口”。

    房屋梁木因朽坏而倒，或因安梁不正，但迷信职业者却由此开了一条生意门路，说是选的日子不吉利，或梁上隐附鬼怪，他们可禳改。木匠自然乐于推卸自己的责任。后来求简，本匠与屋主人合起来自己用阴阳的方法避煞，成为普遍的习俗。

    房主人对建筑匠人招待不周，他们也利用这种迷信办法报复。《民俗》第113期郑师《三行佬作怪》说，广东东莞县的传说：一家人迁入新居后接连死人，把屋转卖，被拆除重修，发现墙角夹壁有木人持弓向神台方向。人们说这是泥水匠、木匠、石匠等三行佬作怪。结果匠人普遍受到好的招待。又说，广东新会、阳江、惠阳，浙江新昌、奉化，江苏六合等地，木匠扬言：他们有鲁班传下的经典，是画有许多鬼怪恶兽的一本书，上梁时用口一吹，吹出哪一页，就仿画一张，塞在屋梁上，报复吝啬或有仇的屋主。这应是建筑匠人编造而吓唬房主人对建筑匠人应好好招待的。

    二、关于“女娃节”

    《女娃节》一文说，陕西一些地方又把端午节叫“女娃节”、“女儿节”。俗谚：“蛤蟆娃，躲端阳。”说是就是这个风俗。“端午为什么是女娃节？因为这个节日是源于女娲时代的，属于母亲的节日。”但这句话就有两个极大的矛盾。一是在全国范围内，端阳节是同纪念屈原联系的(至于关于节日起源的异说，那是另一回事），没有什么文献或民俗说源于女娲。“女娲时代”更是个模糊说法。其他许多地方没有纪念女娲的节日。另一是，女儿与母亲是很不相同的，女儿节怎么又是“属于母亲的节日”？至于“蛤蟆娃，躲端阳”的俗谚，当是说青蛙等五毒动物躲端阳的雄黄、艾等药物，这与白蛇传故事中白蛇、青蛇躲端阳的情节一样。不是说已嫁之女回娘家躲端阳。这一俗谚与女儿节无关。参见《端阳节民俗的由来与变迁》一文。

    文章说，“至今端午节的风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”，即说明端午节源于女娲。所言风俗指两点，一是娘家给出嫁的女儿送裹肚儿，二是吃粽子。裹肚儿上绣有蛤蟆(蟾蜍）。“蛤蟆显然是女娲氏部族图腾标记。民间称女娃是蛤蟆娃，一是说她是女娃氏的后代，二是说她具有女娲一样的生儿育女、繁衍子孙的能力。送蛤蟆裹肚是以图腾形象作保护神。”众所周知，女娲是神话人物，作者却随便无据说女娲是个部族，它的图腾是蟾蜍。

    “民间称女娃是蛤蟆娃”，这如果是真的，首先是个方言词语的问题，要交代清楚，是不是个独立的词。比和，“他家有两个女娃”，“十三岁的女娃”、“女娃结婚了”，这样的话里“女娃”能不能换成“蛤蟆娃”？又，“蛤蟆娃”指女孩，在什么情况下才说。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女娲的后代，为什么男孩不叫蛤蟆娃？这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。《西安方言词典》核蟆：青蛙。”而“核”字标同音代替号。与“口头：后边”词中有音无字的“口”同音异调，与“后”字近音。可见“蛤蟆娃”应是“后妈娃”的趣味谐音：以后要当妈的女娃。也就是大老实话：女娃子长大变婆娘。

    关于吃棕子，文章说：“棕子在古代叫‘角黍’，其形状有棱有角……，其实棕子最初的形状实际上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生殖崇拜物。……在渭南骊山脚下各乡俗中，……已婚妇女回娘家要给母亲献两个巨形油角，油角为两瓣相夹，更具体地保留了女性生殖崇拜物的形象。在东府旬邑、合阳一带，端午节要吃油炸糕，三角形的，有的还包有糖，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。”

    这一段又有各种矛盾。粽子今日仍是有棱有角，与古代或最初一样，从无人认为是女阴形状。所言“两瓣相夹”是女阴崇拜的话，那粽子、三角形油糕便都不是。今时又有什么地方把食品做成女阴崇拜物的呢？女儿会把这种形状的食品献给妈妈？所言的两瓣相夹的食品，更多的地方叫“合页”。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。

    文章又补充一个理由：姑娘把香包送情人，香包有粽子形的，又有蛇、桃、柿、蛤蟆等表示图腾崇拜形状的。然而送香包给情人只是近来习俗，旧时只是给小孩送。桃、柿又是什么部族的图腾？图腾崇拜不等于生殖崇拜，生殖崇拜也不等于崇拜女娲。作者把图腾与生殖崇拜胡套乱用了。

    从这一文章可以相信的有两点。一是陕西有把端阳节也叫女娃节的，二是端午节母亲给出嫁女儿送绣着蛤蟆、蛇、蝎子、蜘蛛、蜈蚣等五毒的裹肚。这在全国也不是陕西独有的。

    女儿节在古代有四个不同的日子。一是九月九。清富察教崇《燕京岁时记.花糕》：“九月九日，都人以面为糕……父母迎其女儿来食，曰女儿节。”二是七月七，又叫乞巧节。此不引例证。三是端阳节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.春场》：“五月一日至五日，家家妍饰小闺女，簪以榴花，日女儿节。”清潘荣陛《帝京岁时记胜.端阳》：“饰小女尽态极妍，已嫁之女，亦各归宁，呼是曰为女儿节。”四是所谓“下九”。《孔雀东南飞》：“初七及下九，嬉戏莫相忘。”元伊世珍《瑯记》：“九为阳数，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九，初九为中九，十九为下九。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，名曰阳会。盖女子阴也，待阳以成，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，以待月明，至有忘寐而达曙者。”

    从时间来说，“下九”的说法最早，但当时无“女儿节”之名。重九，又叫重阳；端午又叫端阳，二者当是由“阳会”之意而后起的。《帝京景物略》等两书叙明清时北京风俗，从王世华书我们又知今陕西一些地方仍把端午叫女儿节，这里女儿节的载体是母亲给送绣五毒的裹肚，正是同端阳节联系来了。至少在陕甘两省一些地方，要给小儿女送五毒荷包、鞋、裹肚。目的都是避邪，把这些毒虫绣上等于点了它们的名，将了它们的军。所以与生殖崇拜、与女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    “娲”字在陕甘方言中读音与“娃”同。“女娲”听起来会混为“女娃”。如果相混，应是把“女娃节”混为“女娲节”。但女娲在现在许多文化低的人也是不知道的，不要说以前。1949年以后，由于高等学校中文系古代文学讲授古代神话，后来由于中学文言文课外读物，女娲才为较多的人知道。况且女娲与端阳节、与生殖崇拜并无关系，应是作者牵强附会了。

    该书《裹肚兜》一文又说：“(三秦人)裹肚兜的风俗，来源于人类混沌初开之时。据说女娲和伏羲兄妹在漫天洪水以后通婚，生儿育女，给人类创造了最初的服饰，这就是裹肚兜，用于遮掩人体之羞。女娲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，女娲氏部落集团的图腾樗是‘蛤蟆蛙’，……裹肚兜上最通常绣的就是青蛙、蟾蜍(即蛤蟆），为的是纪念女娲。”

    这个“据说”肯定不是民间本有的，而是少数读书人把别处不同层次的传说付会的混合说法。女娲是造人的神，伏羲是传说的历史人物。怎会有个女娲氏部落？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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