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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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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这是很深刻的警世之言。我们如果任腐败发展,就会削弱党的领导,甚至导致执政党生命的终结。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。

    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二

    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,有的人经不起考验,走向腐化堕落。大多数人都能保持廉洁的本色,这涉及到人的思想修养问题。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最容易受到腐蚀,所谓“空穴来风”就是这个道理。也正如苏轼所说:“物必先腐也,而后虫生之。”因此,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,增强防腐防变能力。

    首先要加强思想修养。要树立立党为公,立民为本的思想,要摆正党、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,摆正公与私、义与利、为己与为他的关系。“无私然后能至公”。(隋·王通语〉要讲奉献,而不计较个人得失。做到约己而受民,临财而不贪。要在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,做到“心中有主”,在任何条件下,都不为名利所动,都能“处可欲之地,而能不改其操。”

    其二,要加强作风修养。一个党员,要养成踏实、简朴的作风,不去追求华靡、奢侈的东西。要把立足点放在为人民谋福上,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事情,而不是把心思用在个人患得患失上。要经常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,是否有虚假的、浮荣的东西,是否和消极事物攀比,进而克服之。

    第三,要加强道德修养。“贪者,民之贼也。”(包拯语)贪占巧取的行为,不仅党性不允许,也是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的。我们的一些干部手中握有人民给的权力,但在为人民办事时,却还向群众索取代价,以满足个人私欲,这种行为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,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。这类人,应以郝文山同志为镜照一下。据《人民日报》载:山西忻州地区土地局局长郝文山在被问及“面对送上门的钱,你为何廉洁自恃,不为所动”时,郝文山回答:“我第一是不贪。收下不义之财,就把自己归人了贪官污吏行列。第二是不忍,送钱财的,大多是不如我的百姓和小干部,他们送的可能就是儿子上学的伙食费或老人的冬衣钱。第三是不敢。收受钱财和以权谋私,终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。”我们党的干部,应具备这种社会道德和贪占可耻的廉耻观。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,不做危害群众利益,背弃社会公德的事,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。

    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。党与人民在监督,万目睽睽难逃脱。”陈毅同志的铮铮之言,可书为座右,刻记在心。

    要坚持以法治腐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三

    我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得不到根本遏制,和法制不健全有关。

    国外在防腐反贪方面,有较完备具体的法规来制约人们的行为。芬兰鉴于国家公职人员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,制定公布了《公务员法》,其中规定:官员接受公司的宴请,或是购买公司出售的减价产品,动摇了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,是一种犯罪行为。不允许经济界人向公职人员送礼,行贿和受贿判刑是相同的。芬兰甚至对老百姓亲友间的馈赠也有法律限制和调节,收到价值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五分之一以上礼品,须交礼品税。联邦德国的《公务员法》规定,允许公务员出席一般性社会活动,但不准接受礼品、吃请、迎送和减免住宿费等。公务人员出差在工矿企业食堂就餐,须缴纳与企业职工相等的费用。以高效廉洁著称的新加坡,也是靠完备的法规来治理的。新加坡一商业事务局局长因两项“说谎”罪被判刑三个月监禁,不仅失去1.2万新元的公职,担任公职20年的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。

    马克思说:“法律是肯定的、明确的、普遍的规范。”法律一旦形成,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很强的制约性、规范性,是人们普遍遵循的规则。社会越发展,越注重法制建设,只有以法律为准绳来制约人们的言行,社会才更稳定,更有秩序。而人治的社会,往往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评断是非的标准,以人的感情为中心处理各种关系,很容易混淆是非,滋生腐败。我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法制的国家,许多方面的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。同时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,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,新的情况,需要我们去研究,去建立新的法制秩序。这必然有一个过程,这过程容易被腐败分子钻法制薄弱的空子。法制不完备还有一种表现,就是对已经形成的法规,得不到彻底的贯彻执行。以权代法、以情循法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因此,要进一步强化对法规的实施。

    在国家法制完善的过程中,要采取措施保证党风和社会风气稳定向善。一是要发挥现有法规的作用,做到有法必依,违法必究。二是各部门从实际出发,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,并把它不折不扣地给以落实。三是要加强社会监督。其一要注重舆论监督,事实证明,腐败问题最怕“曝光”,通过舆论“曝光”,产生强大的威慑力。其二要办事公开化,以利于广大群众参与监督,杜绝少数人唯个人意志、个人利益决事的现象。

    我们呼吁法治的秩序!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法纪的尊严,使社会稳步走向法制的轨道!

    要严肃执行法纪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四

    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不正风气,缺乏正直的执法者也是一种原因。“法之不行,人不力也。”没有正直的执法者来实施法纪,法纪就会失去权威性和严肃性,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点缀文明的空文。

    古往今来,“从心”还是“从法”,一直贯穿在不同社会阶段法纪的实施中。在封建社会里,“刑不上大夫”,有较高权势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摆脱法的制约,而且这权势荫庇的范围也很广,很难触犯。遇到较开明的当权者,执法者才有伸张正义的可能。汉光武帝刘秀可称历史上一个肯屈尊守法的皇帝。建武十九年,其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杀了人,因藏匿在公主家中,官吏无法捕捉,后来公主外出,此奴为之架车,被洛阳令董宣发现。“叱奴下车,因格杀之。”公主受此羞辱,向刘秀告了状。刘秀当时十分生气,要杀董宜。董宣慨然说:“陛下圣德中兴,而纵奴杀人,将何以治天下乎?”他“请得自杀”,遂以头击桩,洒血满面,刘秀急令人阻止,令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,董宣坚决不从,刘秀使人强之,“宣两手据地,终不肯俯。”最后被刘秀呼为“强项令”,赐钱30万。董宣由是“博击强豪,京师莫不震栗。”

    象董宣这样敢干冒犯权势的精神是深得民心的。人们之所以深深喜爱戏剧舞台上象董宣、包公这样的形象,实际是现实生活中渴望正义和廉明的折射。在现实生活一些环境中,触犯权力和关系网是需要勇气的。据《了望》报道:河北省魏县工商干部姜瑞峰查获假药案100多起,处理不法分子2000多人,为此他屡遭打击报复,家几次被砸,妻子被吓得精神失常,本人在魏县无法工作,被调往其它县。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出口花炮厂厂长陈艳洪贪污挪用公款六万多元,被司机柳坤发检举,陈竟雇人将柳杀死。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社会上邪恶的势力总是竭尽全力同法较量。他们或是打击报复,或是采取多种手段,拉拢腐蚀执法执纪人员,使法的庄严失去光彩。

    就法的本质来说,任何时代的法律,对每个时代的人来说,都是平等的,象唐太宗说的那样:“法者,非朕一人之法,乃天下之法。”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执法者的正义品格是难得可贵的。我们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执法执纪人员,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执法执纪人员也要加强自身修养,以独立完整的人格来维护法纪的尊严,要有一种“沛乎塞苍冥”的浩然正气,以法律为准绳,以法服人心,使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走向正常的轨道。

    不要因小失大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五

    宋朝李格非在《洛阳名园记》中曾说:“洛阳之盛衰,天下治乱之侯也”。一个朝代,一个国家之都的状态,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,是国家治乱的“晴雨表”,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道理。

    社会是这样,在一个人的生活中,也能以小见大。不注重小节,往往因小失大。

    人有了一点过失,就应在思想上防微杜渐,做到”时见己过,刮磨砥砺。”如果认为过小无伤大节,不以为然,往往就会有大的患祸而至。过失由小渐大有一个发展过程,在这过程中,人的主观因素即可促其向好的方面转变,也可向坏的方面衍化,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无思想境界处理好这个“小”与“大”的关系。思想意志薄弱、自我制约能力差的人,往往“以小恶无伤而弗去也,故恶积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解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)分析腐败分子走向堕落的原因,都是在这“小”与“大”的渐变中走向毁灭的。

    战国时公仪休做了鲁国的宰相,因为他喜欢吃鱼,便时时有人送来,他一概拒绝,且有高论:喜欢吃鱼才不接受别人送鱼,倘若接受,理亏而枉法,枉法而失掉官职,连自己也买不成鱼了。这位公仪休很有点眼光,把“小”与“大”的关系处理得很好。它告诉人们:一个人只注重眼前的小利益,而忽视身后的大得失,是愚蠢的事。好些人都不能领悟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的深刻道理。

    “凡大事皆起于小事,小事不论,大事将不可救,社稷倾危,莫不由此。(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)“小”与“大”的道理很简单,又很重要,切不可等闲视之,我们要时时拂扫思想镜子上的灰尘,做到“胸中全无一点尘”,在任何环境中,都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    画个光荣的句号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六

    以前读宋朝诗人朱敦儒词,感其词有豪迈狂逸之气,后读《宋史》略知其人品。其早年“志行高洁,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。”曾几次被朝廷召见,都被他辞决。后经友人劝说“始幡然而起。”曾官至兵部郎官,两浙提典别狱。后来,被弹劾为“专搞异论”而罢职请归。可见其有高节。然晚年,“时秦桧当国,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,桧子喜亦好诗,於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,复除敦儒鸿少卿。桧死,敦儒也废。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,而畏避逐,故其节不终云。”这位朱敦儒在宦海中几经浮沉,最后终因“老怀舐犊之爱”,为奸臣秦桧所用,在史书上落了个“晚节不终”的名。

    在生活中,一个人做一阵子好事容易,做一辈子好人不容易。好些人前半生的功业不可谓不辉煌,然而到了晚年,放松了思想防范,觉得“船到码头货到站”,该享受享受了;或和社会上的“暴发户”去比较,觉得吃亏了,白干了大半生,于是产生象列宁描述贪婪的小私有者那样:“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,现在该轮到我了”,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,为了子女的就业、升学、置家、出国,不惜践踏党纪国法。象花甲之年的海南省建设银行行长唐菊秋受贿被判刑七年,大丘庄前农工商总经理禹作敏被判刑二十年的教训都是令人沉思的。

    孔子早就告试人们:“君子有三戒,少之时,血气未定,戒之在色;及其壮也,血气方刚,戒之在斗;及其老也,血气即衰,戒之在得。”“戒之在得,”是对中老年干部最严峻的考验。一个人要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光荣的句号。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不仅要站好最后一班岗,还要离岗不离“位”,党员这个岗是没有退位的,直至“盖棺论定”。

    老画家董寿平说:“人老之后,就要慎物绝缘,平淡天真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”一个人如达到如此思想境界,不仅能保持晚节,也能颐养天年。

    要过好子女关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七

    一九六七年,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高级干部推荐过《战国策》中《触詟说太后》一文。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对子女的两种爱法:一种是“妇人之爱”,一种是“丈夫之爱”。

    所谓“妇人之爱”,就是以子女个人利益为核心,时时刻刻去维护它,甚至不惜和社会利益及法纪相抵触。而“丈夫之爱”是把子女放在社会环境中锻炼,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“爱子”之法。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。

    在历史上,中华民族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。一些先达的模范行动,表现出高尚的情操。

    后汉著名学者扬震,曾官至司徒、太尉等职,他的故旧见他家境不富裕,“子孙常蔬食步行”,劝他有权时置些产业,留给子孙,他说: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,以此遗之,不亦厚乎?”

    林则徐也不愿留下钱财成为子孙的累赘。他留给子孙一副名联: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作什么?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作什么?愚而多财,益增其过。”曾国藩,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,在教育子女上,却是有口皆碑的。他常告诫儿子奉公守法,不许子弟“恃父势”去结交官员。他告诫长子纪泽:“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个奢字,傲字。”又谕次子纪鸿;”凡世家子弟,衣食起居,无不与寒士同,庶可以成大器,若沾染富贵习气,则难望有成。“儿子应试前他谆谆告诫,”场前不可与考官来往,不可送条子,进身之始,务知自重。”他的儿孙后来都很有成就。

    在现代,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,要求子女严格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程度。他一生辛劳,积攒了大量财富,都捐给了社会,没给子孙留下一分钱。儿子陈国庆毕业以后进他办的工厂当工人,每月挣工资中最低的一等,而且是全部生活费用。他要求儿子和工人一样上工,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。一次募捐,每人捐3元钱,陈国庆觉得实在困难,去求他父亲,被陈嘉庚坚决拒绝。他说几块钱对于我是太小的事。但我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上培养你的自立能力。普通工人能做到的事,陈嘉庚的儿子就应该做得到。”

    毛泽东更是教子的典范。

    一九四六年,毛岸英从莫斯科毕业后回到延安,毛泽东把他送到枣园上“劳动大学”,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最普通的老百姓,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苦还多。他对岸英说:“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”。抗美援朝时,他又象普通百姓一样,送儿子到朝鲜战场。岸英牺牲后,又长埋于异国他乡。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李讷,與从未沾过一点特殊的光。她也象普通中国人一样过日子,既要为柴米油盐和水电费而操心,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,以致熟悉李讷的人说:“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辛苦了!”

    前辈们的行为足以让上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的人汗颜,也足以警示我们,要过好子女关。

    温公客位榜的启示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八

    宋朝洪迈在《客斋随笔》中,曾记一则“温公客位榜”的故事:

    “司马温公作相日。亲书榜稿揭于客位,曰:‘访及诸君,若睹朝阙遣,庶民疾苦,欲进忠言者,请以奏牍闻于朝廷,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,取旨行之。若俱以私书宠谕,终无所益。若光身有所过失,欲赐规正,即以通封书筒分付吏人,令传人,光得于朝省众官议施行。若在私第垂访,不请语及。”

    温公,即宋朝名臣司马光。他以品行高洁、政绩卓著称道于世。据史料记载:“公於物淡然无所好,惟与德义名利,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巳……。”这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,淡然名利,保持清如水的品质,因而敢于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观点,让世人敦促自己的言行。

    这篇榜稿,无疑是一篇自警自励自我约束的檄文。综为一点,就是要求身边的人以国家之务为重,议事处世,要出以公心,不得以私人关系来干预公事,谋取私利,这足以看出他的坦荡胸怀。他自信自己的行为“仰不怍于天,俯不愧于地”,无须掩饰,无需掺杂任何杂念地把赤诚之心袒露给大家。象他这样位居高位的人公开严格要求自己,无疑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到良好的作用。

    在清朝康熙年间,也有这样一位重名节的督抚叫张清恪,他曾在自家堂前悬挂一张《禁止馈送檄文》。其中写道:“一丝一粒,我之名节,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……取一文我不值一文。”

    由此看来,清正廉洁的人,都敢于公开让世人监督自己,因为他心底无私无欲,无欲则刚,要求起别人来,必然有说服力,有号召力,让他去管理一地,必然政令畅通,风气淳正。

    当今社会,更不乏其人,其中犹以湖南省华容县县委书记陈满生提出的公开约束典型。不妨录之,与大家共识:

    1、减办公用费。报刊杂志除自费的外,我的办公室只留两报一刊,其余全部谢退。属我办公用具,未经我许,概不更换新添。2、紧缩应酬往来。凡县内各类会议、活动,有需我参加者,口头或转达即可,一概拒绝请柬。无特殊情况,外来宾客,皆不陪餐。3、兴徒步简车。单个外出开会,若不属晚间赶程。不再专车接送,下乡调查,尽量搭乘客车。4、拒各类送礼。5、严亲朋好友。如有以我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之名,到县内各单位联系工作、交涉业务、寻求资助者,请均平等对待。万不可特殊优厚。若不从者,日后‘恩将仇报’,对有关人员从严处之。”何等磊落,何等光明!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公开让群众来监督,事事以身作则,就会产生民服其德的效应。社会风气如风行草偃得到根本好转。

    “玩物”不可“丧志”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九

    人都有“礼乐滨纷极耳目之娱”的情趣。如何对待这“情趣”,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修养。有的人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,有的人则走向“玩物丧志”的极端。

    我们的民族,是一个很精于玩的民族,玩古董、玩蛐蛐、玩花鸟、玩山、玩水、玩麻将……好多人在玩中消磨了意志,历史上甚至有的因玩断送了国家的命运的教训。

    南宋后主李煜,醉心于歌舞词赋,结果是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,只留下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遗憾;宋朝宰相贾似道,在元兵围攻襄樊,宋朝就要灭亡的时刻,竟然还与群妾爬在地上斗蟋蟀;“暖阁才人笼蟋蟀,昼长无事为欢娱”,这是明人吴伟业写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的情形。朱瞻基是个昏庸的“蟋蟀皇帝”,他对珠宝及花木鸟兽等玩物追求不已,尤好斗蟋蟀,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?至于“焚香鼓琴白昼静,吟诗瀹茗青春闲”,“放旷杯酒间“者,更不可胜数。连陆游这样勤奋的诗人,也曾因酒误事,发出“山寒酒过平时量,窗黑书亏半日功”的感叹。

    古来贤者和有识之士,都把玩物和宴游斥为“邪恶”之道。孔子曾斥赌博、斗鸡等行为是“兼行恶道”。孟子把赌博斥为“五不孝”之一。

    晋朝的陶侃告诫人们:“大禹圣者,乃惜寸阴。至于众人,当惜分阴。岂可逸游荒醉,生无益于时,死无闻于后,是自弃也!”

    明朝学者顾炎武,每见人宴饮终日,辄为攒眉。客退,必戒曰:“可惜一日虚度矣”!他一生勤奋好学:“自少至老,未尝一日废书。出则载书数麓同随。旅店小休,披寻搜讨,曾无倦色。”因而最是瞧不起荒游度日的人了。

    清人李沂也指责过沉溺于游玩之乐的人,“窃见人於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,莫不殚精竭力而为之,至于读书则否。……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,则识见日益高,力量日益厚,学问日益富。”(《秋星阁诗话》)劝诫人们把精力用在读书长知识上,做有益于世的人。

    大凡上进的人,对游玩之逸趣,必有节制,首先考虑的是“立功天地”的事,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习和创造业绩上。稍有闲暇,蓄一些爱好,也无伤大志。象郑板桥评苏轼那样:“写字作画是雅事,亦是俗事。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,宦养生民,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,非俗事而何?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,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,不害也。《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》〉关键是做到心中有“以天地万物为心”的主导意识,游艺闲趣能审其轻重,不至于荒废正业。又如梁启超先生素有嗜麻将的爱好,他自己说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,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”。但正如粱实秋先生所说:“有任公先生的学问风操,可以打牌,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,不得藉口。”梁启超先生修养淳高,能把握住自己,所以未影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、导师。我们一般人则很难做到。应特别提醒自己,有所爱好,也有所节制,一旦沉溺下去,就会荒时废业了。在生活中既要保持乐趣,也要保持生活的风操,保持向上的精神,这对青年人来说,尤为重要。

    遗子孙“清白”

    ——廉政漫说之十一

    后汉杨震位极人臣,但因为官清廉,子孙吃饭以蔬食为主。外出也没有车马。所以老朋友中有人建议他为子孙置点产业,扬震不肯,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。以此遗之,不亦厚乎!见《后汉书·扬震传》。

    以杨震这样显宦之人,手中的权力若向自己和子女倾斜一点,不用说为子孙留下万贯家产,总不致于连肉都吃不上。但杨震是从更长远考虑,他要子孙在清贫中成长,在清贫的生活中磨炼操守,靠自己的奋斗在世上立足,这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。无独有偶,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。据《隋书·房彦谦传》记载:房家有祖上留下的产业,很是富有,但房彦谦做官后,把家产和俸禄都用来救济亲戚朋友,以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,所用的车马,衣服和器具都“务存素俭”。他以自身言行为子孙做榜样。“自少及长,一言一行,未尝涉私。”虽然因此导致钱财空乏,仍然自得其乐。他曾坦然地对儿子房玄龄说:“从(别人〉皆因禄富,我独以官贫。所遗子孙,在于清白耳!”纵观世人,以官致富者,多如牛毛。以官致贫者,却凤毛麟角了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不和那些“因禄富”的人去攀比。攀比心理也是导致一个人走向堕落的因素。一些人就是这样,你能借手中权力捞好处,我为什么不能借工作之便有所取。你有车子、房子、票子,我也要想方设法得到。正常渠道获取,本无可非议,就怕取不义之财。许多人就是这样走向毁灭。这种”奔波”,是人性的一种变异,是为物所累,不仅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,留下财产,也给子孙留下祸根。“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愚而多财,则益其过。”钱财对一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培养来说,起一种消蚀的作用,还不如在清贫的条件下,为了创造生活,有奋发向上的动力,不断地去进取,靠自己奋斗得到的幸福,也享之坦然,韵味余长。

    古代贤者的这种做法,主要是杜绝子女的依赖性。古人是深知”艰难困苦,玉汝成玉”的道理的。倘若子孙躺在万贯家产上,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,就会产生惰性,不思进取,成为玩鸡斗狗的纨绔子弟,直到把家产挥霍殆尽。财产没有是小事,家族败落、子孙颓废是大事。因而在物质环境上,不给子孙创造一点依赖的条件,让子孙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。梁朝人徐勉曾说:“人遗子孙以财,我遗子孙以清白。子孙才也,则向致辎车并。如其不才,终为他有。”《梁书·徐勉传》后一句说得非常深刻,子孙有才,靠他们自己的努力,照样可以乘上车(掌权的象征),不愁富贵。如果子孙不才,就是留下财产也守不住,最终还是归他人所有。

    “藏书万卷可教子,遗金满箴常作灾”。(宋·黄山谷〉遗子孙以清白,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做法。在教育子女方面,创造什么固然重要,留下什么也很重要。“祸不出所憎,常出所爱。”(汉·傅干)爱的途径和方法是每个父母都应慎重选择的。有的人终身都在为子女谋,甚至不择手段,殊不知,福祸相依,也许断送子孙的正是你。

    事业·家庭·爱情

    人生进步的动力很多,爱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源。

    在人类文化艺术史上,纯洁的爱情一直就是激发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,爱成为一个永恒的精神主题。在生活中,爱情也是人生最辉煌的一页,是人生不可忽视的动力。英国著名数学家、哲学家罗素就曾把对爱情的渴望作为支配自己一生的激情之一。当爱情走进家庭后,对事业更显得至关重要。处理得好,可以促进人事业成功,处理不好,就可导致人才能沉没。

    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:

    一种是一方的牺牲,承担起主要家庭负担,为一方创造条件,臻其事业成功。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如是。

    一种是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,不计较生活的一些方面,相互砥砺,共同走向成功。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多是这样。如科学家居里夫妇,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夫妇。

    一种是“对立型”,一方有事业心,一方沉溺于个人生活,相互不理解,相互抵触,逐步消磨了对事业的热情,使人走向消沉。

    至于双方都无事业心,都沉醉在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家庭,就无讨论的意义了。

    第一种现象,是令我们羡慕的。第二种现象,不是我们所苛求的。而第三种现象,是一般人常遇到且需认真对待的。在生活中,好多人都有这种不协调,处在一种“永恒的挣扎”(劳伦斯语)中。有的人,本来很有才华,一旦组成家庭,就销声匿迹了。有的冲破阻力,却给家庭带来危机。有的在长久摩擦中去改变,却把美好时光都错过,由此而导致心理失衡,家庭失衡,社会失衡。这是令人叹息的。

    我们在人生旅途上,注定要担起家庭的重担,要作出种种付出和牺牲,甚至影响到事业。有位作家曾遗憾地说:造物主造物的方法太不合理,把青春的位置放在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,使人生最宝贵的时光,折磨于生活重担之下。倘若他有造人之权,要象蝴蝶虫类那样,幼虫时期就作完各种可厌恶的营生工作。但这毕竟是一种想象,家庭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,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重视它。

    我们应该把家庭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:那就是建立家庭,要从中获得什么。恩格斯在谈到爱的概念时候说,爱的第一个环节,就是我不能成为独立的、孤立的人,我如果是这样的人,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。至于第二个环节是,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,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,而另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。这是很精辟的分析,人在家庭中最根本的获取是既要有爱的温馨,又要有事业的力量,家庭在社会运行的轨道中,是我们小憩的港湾,是我们补充能源的加油站。衡量一个家庭在社会上有无地位,是否是社会肌体上富有生命力的细胞,不是看男女双方为家庭贡献多少,而是看这个家庭为社会贡献多少,那些局限在个人利益小圈子里的家庭,总是显得黯淡无光。只有靠智慧勤奋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家庭才受到人们的尊敬。这样的家庭中,夫妻关系是平等的,和谐的,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。也正象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:“高尚的爱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。”这样的家庭,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活跃基因。

    “我愿意是废墟……只要我的爱人,是青春的常青藤,沿着我荒凉的额,亲密地攀援上升。”让更多的“常春藤”,沿着我们的额“攀援上升”吧!

    家,那一方温馨的天地

    据说,对“家”字的一种解释是:屋子里住着一种动物。

    这屋下,不管是“豕”也好,还是衍化为专指人的居所,家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那么重要。未成年时,那是你“成蛹”的壳;待你放飞独立撑起一个家,那是你生命的港湾。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,倦鸟终要归巢,你要回家享受那一片温馨,承担起那份责任……在中国,家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。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,也是政治制度的基础,我们的祖宗把治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,早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。孟子说: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”那么,家就是国的缩影了。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家,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决定的,它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。

    随着社会的发展,特别是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下,家的观念也受到冲击。不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在解体,连夫妻一孩的“三角形”家庭也经受各种考验。在一些人眼里,爱的吸引力似乎不如外面的世界魅力大,对家的感情正在淡化,对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,有的竟感觉有了家,就象有一座大山压在肩上。更有甚者,做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事了。

    应当说,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心的丧失。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,就产生了契约关系,不再是简单的情爱,而是融进了强烈的责任感。生与死,痛苦与快乐,幸福与磨难,都寄付在家这只小船上。如果两个人有哪一个不同心用力去撑船,它都不会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。一个人,你可以不要家庭,但不可以没有责任感,有了家庭,责任感就更大。

    组建了家庭,双方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不可推倭的责任,就要对家庭成员负责,这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。一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家庭内,但都往往波及到社会,形成社会问题,那么,人们承担的就不仅仅是家庭责任,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了。这又回到孟子说的那句话上:“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”男人就要更严格求之于自身。如果一身不能立,就无以言家,更无以言国了。另外,我们生活在大改革、大变化的年代,每个人的精神上、心理上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,工作上的,工资上的,物价上的,人际关系上的,思想观念上……人的感情变得很脆弱,人们更应珍惜夫妻之间的感情,珍惜家的温情,夫妻携手迎接各种挑战。实际上一个人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挫折,什么苦恼,最能使之在精神上得以解脱的,不还是“家”吗?

    男人在外,你是否时刻都想着:家——那一方温馨的天地……文论·诗歌·散文

    读书与作诗

    我们说读书与作诗有密切的关系,并不是像宋代一些诗人说的那样:“诗句高胜,当从学问中来。”(宋·黄庭坚语)钻进书本中去寻找素材。而是说通过多读书,“以养其气”一一提高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,借鉴写作技巧。

    青年诗人吴晓曾提出现代诗应与神话、史诗在全新意义上的融合。且不论这种提法对历史反思的价值,就其内容上说,要想结合,必然先对神话、史诗有一定的了解。再则,从我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看,中国文学始于《诗经》也好,始于“卜辞文学”也罢,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,都对当代文学有借鉴作用,不读书何以知之呢?有人提出作家要“学者化”,就是要作家知识博一些。

    丰富的知识能充实诗的内容,增进诗的深度力度。孙昕晨《过诗人墓》诗,曾这样写陈子昂:“抱头哭过,仰天笑过/疯狂地爱过,刻骨地恨过/倚剑咆哮过,抚膺叹息过/如今,静静地睡在这里/几百年风雨撩不动你苦吟的须髯。”

    如果不通过读书了解陈子昂的生平,怎能概括其生平与性格,怎能在立意上卓然标新呢?

    多读书对提高写作技巧有裨益。古人说:“能观千剑则晓剑”、“能读千赋则善赋”的道理就在此。唐朝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是公认的名句,其实在技巧上是借鉴了庚信《写射赋》中“落花与芒盖齐飞,杨柳共春天一色”。陈毅将军《赠缅甸友人》诗:“我住江之头,君住江之尾。彼此情无限,共饮一江水,”在艺术手法上也借鉴了李云仪诗我住江之头,君住江之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一江水。”因能熟记,随手拈来,点铁成金为新的意境。

    清人李沂在《秋星阁诗话》中对读书与作诗的关系概括很全面:“读书非为诗也,而写诗不可不读书。诗须识高,而非读书则识不高;诗须力厚,而非读书则力不厚;诗须学富,而非读书则学不富。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,由读书多也。故其诗曰:‘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’,此老自言其得力处。”

    为诗者当以此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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