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灯
护眼
字体:

第一章

首页书架加入书签返回目录

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

更多好书 离线下载 无广告阅读

下载APP
终身免费阅读
    杂谈随笔

    少宜积勤  老而不悔

    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,是为以后从事某项事业奠定基础、蕴蓄才能的黄金时代。www.Pinwenba.com它往往决定人的整个生活道路。但这个时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视,一般人还不能从更高的认识出发,对自己有一个终身的设计,使自己有规律、有目的地学习和生活,以至到老仍碌碌无成。这是很值得人们作一番深思的。

    《法藏碎金》一书中曾揭示过这种现象:“世间人中年二颠倒者,十有七八,其一,少而当勤,以图身计,而反自放逸,老而无成。故古人有诗云:‘少年轻岁月,不能早谋身。晚岁成无益,低眉向世人。’其一,老而当逸,以就便安,而反自劳役,老而弥苦。故古人有诗云::“可怜八九十,齿堕双眸昏。朝露贪名利,夕阳忧子孙。’惟此二事,知之不难,而知者尚少,何况深妙之事乎?”〔见宋·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卷第三十五)这段话的个别含意虽不无糟粕,但总的看,还是有其深刻的哲理。它告诉我们:青少年时期要勤奋,早谋终身大计,以避免“老大徒伤悲”。在这方面,古人的许多经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……《论语·为政篇》可见孔子能较早有目的地去学习了。他还认为:“后生可畏…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?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《论语·子罕》〕肯定了年轻时奋发大有可为,而到了四、五十岁无所成就,便没有多大作为了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家训》中告诫子孙说:“人生才固有限,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,至老必抱遗恨。吾虽不才,然亦人也。人未四十,未可著书;过四十又精力日衰,忽便衰老。子孙以吾为戒可也。”(明·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十五)象陆游这样伟大诗人,一生勤奋写作,给后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诗,但还抱憾自己终身没有把才能发挥尽,而告诫后人趁未衰之年发奋有所为。实际上,就人的才能而言,一般人都有许多潜力埋藏着,青少年时期的努力,就是最好的发掘。如果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空白,单靠中成年以后去做,从时间和效果上来看,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费。

    “劝子且秉烛,为驻好春过”,青少年应珍惜大好时光,及早为自己设计一条成才之路。在这条路上,欧阳修说的“积勤宜少时”可作为我们的最低起点。

    “难得糊涂”辨

    (一)

    “难得糊涂”不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哲学,也为具有上进心的人所不齿。

    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,看到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,又感到无力改变,就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,抱怨多于作为,自以为看破红尘,清高自己,甚至有“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,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”的想法,把“难得糊涂”作为处事信条,悲天怜人,无所作为,在得过且过中打发日子。如此思行,于己于人于事都是无益的。

    产生这种消极观念的原因除客观上存在着丑恶的不足外,也与人的主观修养有关。一是期望过高。“俟河之清”固然是每个人的良好愿望,但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,尤其当历史处于转变时期,大浪淘沙,浊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,一个人要随改革大潮前进,不要随泥沙俱下。其次,缺乏远大的目光,看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,只看到潮流中的旋涡,从而缺乏信心。另则,缺乏斗志,不善于处理正反两方面对立的矛盾。他们把握不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应吸取什么,应抵制什么,思想的消化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因此,某些愿望一得不到实现,就悲观,就跑到“难得糊涂”的盾牌后面躲起来,以为这是最好的防御,实际成了消极事物的俘虏。

    “难得糊涂”的人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思维混乱。正象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一段惊人评述那样:“一个人陷人哲学的混乱,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一样。他试着从窗子出去,但是窗子太高;他试着从烟囱里出去,但是烟囱太窄。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,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”。难得糊涂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门的人,当他们一旦找到房门走出屋子,就会看到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。

    鲁迅先生说:“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,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,再改造世界,万不可常是不平。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”。我们还是多从自身做起,多承担些社会责任,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,和大家一起推动社会前进。

    (二)

    有些人挂上“难得糊涂”的招牌,却领略不到板桥先生的胸怀和境界,因而也曲解了“难得糊涂”的真意。

    板桥老人富有正义感,同情心,他的“难得糊涂”中正包含着一种正直感和爱民心,那就是对官场上的黑暗鄙睨之,而对关系到民生利益的事,却毫不含糊。乾隆十一年,黄河泛滥,饥民号天,他为民作主,开仓济赈,以至被罢了官。他晚年“关心民瘼尤堪慰”,他曾说“叹老嗟卑,是一身一家之事;忧国扰民,是天地万物之事”。对忧国忧民的大事,他何曾有过糊涂!要说糊涂,他是对一家一身之事不计较。正如他自己而说:“大事不可糊涂,小事不可不糊涂,若小事不糊涂,则大事必至糊涂矣!”

    (三)

    其实,纵观历史上,又有哪个有建树的人甘心糊涂呢?

    宋朝宰相吕端,是被唐太宗称为“小事糊涂,大事不糊涂”的人。小事糊涂,是指他不计较个人得失,但又不失大节。他曾说:“吾直道而行,无所畏惧,风波之言不足虑”。对那些流言蜚语,还是糊涂点好。清朝雍正年间进士尹望山,曾问手下人:“诸公平日最怕何物?”属下有云怕蛇蝎的,有云怕虎狼的,而尹望山却说:“这些我都不怕,只怕糊涂人。”看来,当政者绝不喜欢他手下人糊涂。

    由此可知,糊涂——消极避世,是最不可取的。有这种思想的人应仔细玩味一下屈原和渔父的一段对语。屈原被疏,披发行吟于泽畔。渔父问他何以致此。屈原回答说:‘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父警示他说:“夫圣人不滞于万物,故能与世推移,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汨其泥,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歠其醨(吃普通的食物饮薄酒)。何故怀瑾握瑜,自令放为”。渔父又作歌唱到:“沧浪之水清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,可以濯吾足”。真正有头脑、有作为的人是不会放任自我的,他要做“扬其波汨其泥”的工作,这才于己于人于世都有益。

    正义——可贵的人格

    写下“正义”二字,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两件事。

    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,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后,第一个到湖边凭吊的是他。

    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,正是林彪、江青施虐盛时,有关部门组织政协十余名委员讨论”宪法草案”,提出修改意见,实际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。表态时,大家一致说“宪草”好,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“老病”,发言提出:第一,宪法的产生是为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,而在“宪草”中写上个人的名字,包括林彪为接班人,此作法不甚妥当;第二,国家主席不可不设,而“宪草”中偏偏无国家主席这一条,不知为何?当时语惊四座,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,后来得到周总理的保护,梁先生才在这件事上幸免于难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人的所为。“人格中最有力量的东西便是正义感。”正义,是完善人格必备的素质,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品德。“君子之任也,行其义也”。(子路语)义,就是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,靠什么来保证这道德义务得以实施呢?靠的是正义的人格。如果没有这个“义”含在其中,就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,也就无从履行道德义务。孟子提出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形象,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现正义。只有这样,“居仁由义,大人之事备矣!(《孟子》)才能形成一种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操,才能为民族、为事业、为真理而奋斗坚贞不渝,义无反顾。做不到这样,就导致人格的沦丧,就会成为媚世的懦夫。这种人的出现,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公正。

    正义者,其行为光明磊落,昭然于世。

    正义者,不媚权贵,不屈从于势力,保持完全独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污。明朝名臣文征明是这样的人。据《玉堂丛书》记;“衡山(文征明)待诏素不下河拜客,严介溪(严嵩)语顾东桥曰:不拜他人犹可,余过苏,也不答拜?东桥答曰:此所以为衡山也。若不拜他人,只拜介溪,成为文衡山乎!”好一个有独立个性的文征明,任你有多大权势,也不折节屈从。“悦大人则渺视之,勿视其巍巍然!”

    正义者,当别人受挤压、处于落魄时,不昧于偏识,不谙于是非,不随世事凉炎待人,敢于挺身而出,言别人所不敢言。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是这样的人。当南宋革新派的领导者朱熹在和韩宅胄的对立中遭到压抑迫害,许多人都和他脱离了关系,死后连追悼会都不许开。陆游却挺身而出,写下《祭朱元晦侍讲文》。虽短短二十五字,却表达他的真情:

    “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,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,路修齿髦,神往形留,公殁不亡,尚其来飨。”

    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虽死了,但却把精神留给了后世。

    正义者,不会用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利。“不义且富贵,於我如浮云。”至始至终,会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,钟况是这样的人。他连续十三年任苏州知府,而靖安老家未见增一分地添一片瓦。他曾作诗诫儿女:“膏腴竟作儿孙累,珠宝还为妻女瑕。”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洁,就无法打击强豪,惩治贪官污吏,无法为人民伸张正义。他死后,整个苏州城罢市,府属七县成千上万百姓哭奠他。正是因为他能为百姓主持正义而赢得了民心。

    正义者,敢于讲真话,同邪恶势力斗争,不怕坐牢,不怕杀头。马寅初是这样的人。解放前夕,他在一次公开讲演时,指责蒋介石“不是民族英雄,而是家族英雄。”在中央大学讲演,又一次斥责“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”,以至被捕人狱。文化大革命中,他因“新人口论”而被诬蔑为“中国的马尔萨斯”,横遭迫害。但他未因此而改变自已的观点,坚持真理,在所不辞。

    正义者,实事求是,不唯上,不唯亲,不违心,只唯真理。田家英是这样的人。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时,为了保护可能遭伤害的同志,毅然删去了《海瑞罢官》的要害是罢官等涉及彭德怀的内容,使自己背上了“篡改毛泽东著作”的罪名。

    正义者,他的心永远和人民联在一起,敢于替人民说话。彭德怀是这样的人。他的《万言书》和催人泪下的《故乡行》:“谷撤地,薯叶枯;青壮炼铁去,收禾童与姑;来年日子怎么过,我为人民鼓与呼!”流露的是一片为民分忧的挚情。

    “廪然相对敢相欺,直干临空未要奇。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只有蛰龙知”。苏轼这首诗是以桧树来比喻和赞扬人的正直。一个人要想立身于世,必须有正义的宝贵品质。富有正义感,才能表现出崇高的理想意向,才能求真、向善、爱美。

    “主持正义者,必有大放异彩之日。”

    墓志铭的启示

    墓志铭,是古人记述生平传略,留名后世的一种诔文。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对这种身后名的态度也不同。唐代有位叫吕温的人,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有盛名,官位很高,他家有一条规距就是“碑志不假于人,皆子孙自撰”,原因就是“欲传庆善於后嗣,儆文字之荒坠。”宋代大诗人陆游,对墓志铭的态度是“自记平生大略”授与子孙,“溢美以诬后世,岂吾志哉!”不愿以不实之辞诳后世人。这都是“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”的行为,自身磊落,不浮名于身后。

    墓志铭多请人作。也有不愿为人作“溢美”之辞的和不得已为人作铭的。元朝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讲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。当时有位罗司徒奉钞百锭,请胡仲汲为其父作墓铭,先生怒曰:“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!”当时他家正缺粮,儿子和朋友都劝他接受,但他坚决却之,表现出他“刚介有节”的品格。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,是一个有时不得已委心为人作铭的人。韩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,有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地位,他的散文、诗、赋都有很大成就。他一生中,也应人之邀写过许多墓志铭,有时是违心地吹捧死人,以致有“谀墓”之讥。据说有个叫刘叉的人,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,还说:“这是阿谀墓中死人得来的钱,不如给我姓刘的祝寿吧!”韩愈本人对这类事也感到厌恶。他曾说过“大好则大惭,小好则小惭”的话,就是每受到赞扬时他反而感到惭愧。

    尽管韩愈为很多人作铭,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样为后人称道的有几个呢?有的人不用说经不起历史的淘汰,恐怕连一时的声名也难维持。而真正有实绩的人,何需靠别人的吹捧呢?宋朝以诗并称的“苏黄”之间有这样的轶事:有一次,苏轼在孙莘老处,看到黄庭坚写的诗,苏轼“耸然异之,以为非今世之人也。”当孙莘老告诉他黄庭坚其人后,要东坡为之扬名。东坡说此人如精金美玉,不即人人即之,将逃名而不可得,何以我称扬为!”可见,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,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,努力充实自己,尽管有时不被人理解,但终有大放异彩之日。

    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自己用诗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。我们每个人都应树一座人生的纪念碑,建造者应是自己,而不是靠别人。

    陆游《家训》的启示

    读明朝叶盛的《水东日记》,内载陆游《家训》一篇,颇受益。择其要意,与识者共赏。

    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,他一生写下了近万首诗,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诗句。同时,他又是一个正直、有高风亮节的人。从《家训》中略知一二。

    陆游在《家训》中说:“墓有铭,非古也。吾已自记平生大略以授汝等,慰子孙之心,如是足矣。溢美以诬后世,岂吾志哉!”

    “溢美以诬后世,岂吾志哉!”何等磊落的胸怀。古时稍有地位名望的人,平生本没有多大建树,但晚年却用重金请人写下碑铭诔文之类,以求留名后世。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就没少干这难为情的事,以致被人讥为“墓谀”。而陆游一反古人这种世俗鄙念,不以不实的美名欺骗后世。为防止“溢美”,他还亲自撰写了平生大略,留给后人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,也昭然于后世一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。

    “人生才固有限,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,至老必抱遗恨。吾虽不才,然亦一人也。人未四十,未可著书,过四十又精力日衰,忽变衰老,子孙以吾为戒可也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段劝人及早奋发的话。在每个人的身上,都有潜在的才能有待开发。开发才能,最好在青年时打下坚实的基础,趁着精力旺盛,多积累知识,充实自己,一且错过这个黄金阶段,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。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“克尽其实”,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时期把宝贵的时光荒废了,直到后半生才有所醒悟。虽可“补乏桑榆”,但也毕竟是“时过境迁”了。象陆游这样勤奋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感叹,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我们应当把握住青春大好时机,以避免“老大徒伤”。

    “子孙才分有限,无之如何,然不可不使读书。”这是陆游以切身的体验认识到读书对人进步的作用。陆游出身诗书世家。其父陆宰是个十分喜爱读书藏书的人,“收书之富,独称江浙”,皇帝曾有诏到他家求遗书一万三千卷。陆宰到老后,“嗜书之心,固未衰也。”这无疑对陆游有很大影响。陆游可以说一生都在书的陪伴下生活。“万卷古今消永昼,一窗昏晓送流年”(《题老学庵壁》)“读书四更灯欲尽,胸中太华盘千仞”,(《读书》)“近村远村鸡续鸣,大星已高天未明。床头瓦檠灯煜烩,老夫冻坐书纵横”。(《五更读书示子》)这都是他读书生活的写照。特别到暮年,嗜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。他曾作《书巢记》,生动地刻划自己的生活:“陆子既老且病,犹不置读书,名其室曰‘书巢’……吾室之内,或栖于椟,或陈于前,或枕籍于床,俯仰回顾,无非书肆。吾饮食起居,疾痛呻吟,悲忧愤叹,未尝不与书俱……”。只有全身心投人书中,才解除他的忧愁,丰富他的知识,使他人生境界更臻于完善,成为一名受后人景仰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。

    陆游这篇《家训》,是他人格的写照,也是我们民族奋发向上精神的写照,当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,藏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。

    向曹家父子学点进取精神

    对曹操父子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,人们褒贬不一。不过,有一点是人们共同称道的,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泽,建永世之业、流石之功”(曹植语)的抱负的。他们的进取精神至今仍给我们启示和教育。

    读曹操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,乃见其年轻时就有才志:“好作政教,以建立誉,使世士明知之。故在济南,始除残去秽,平心选举,违忤者常侍。”他不甘心埋没自己,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。他为官清正,积极推行一些改革。壮年更有为国献身之心,“后征为都尉,迁典军校尉。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,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,然后题墓道言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’,此其志也。”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甘心。到老年,仍有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雄心。

    曹丕也很有雄心大志。他认为人生一世应给后人留点什么。他曾说生有七尺之形,死唯一棺之土,唯立德扬名”。(《与王朗书》)他立德扬名,并非为图虚名,而是不甘心虚耗自己的生命。他说:“少壮真当努力,年一过往,何以攀援。《与吴质书》他最痛恨那些胸无大志,敷衍于世的人。他指责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,条件舒适只图安逸,一天到晚蝇营狗苟,枉负人生良机,最后只能随“万物迁化”的人。“而人多不强力,贫贱则慑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目前之务,遗千载之功,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。”《典论·论文》〉因此,他很珍惜时间,“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,惧乎时之过已。”《典论·论文》〉他到了晚年,雄心还是未减行年已长大,所怀万端,时有所虑,乃至通夜不瞑,志意何时复类昔日,已成老翁,但未白头耳。《与吴质书》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恢复年轻时的志向。正因为这样,他不仅建立了功业,还写下了不朽的文学批评专论《典论·论文》。

    曹植虽经“飘摇周八泽,连翩历五山。流转无恒处,谁知吾苦艰”的生活,却从未忘报国立功。“闲居非吾志,甘心赴国忧。”《杂诗》他在文帝、明帝时,备受猜忌,郁郁不得志。“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,上疏求自试。”宁愿“积危蹈险,驰舟奋骊”,战死在沙场,也不愿做“生无益于事,死无损于数”的人。

    曹家父子的进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,我们应继承这种进取精神,为昂扬奋发的人生注人一点动力。

    “出世”的精神

    一个做大事的人,要具备宗教那种“出世”的精神。

    “出世”的精神,其一,是不被世俗所沉溺。

    “潇洒不粘泥,便于天无二”。(清·王船山《示侄孙生蕃》洒脱不染俗气,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儿。世俗的东西,是溺人的陷阱。“习气薰人,不醪而醉。”一个人掉进去,不是小市民,就是既得利益者,与英雄相去甚远。一个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,或鸡毛小利中,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吗?

    其二,象唐玄突取经那样,要有献身的精神。

    献身的精神,就是认准目标,无论前面布满荆棘,还是万丈深渊,都一往无前。只要对人民、对社会有利,就不计较代价。什么名利、地位,乃至生命,都在所不惜。这样的人,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。这样的人,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,是炼狱里的一把火,是化作青泥护花的落红。

    其三,做事要有虔诚的态度。

    虔诚的态度,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。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,就放弃信念。虔诚的态度,就是有始有终,不傍驰别骛,不瞻前顾后,不事事兼顾。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顾,正象鲁迅所说:面面俱到,什么事情也做不成。

    其四,要有坚韧不拔的恒劲。

    人做事,往往功亏于一篑者多。见难知退,是很多人的通病。殊不知,最后的胜利,就在那坚持,再坚持。诗歌大师里尔克曾说:“有何胜利而言,挺住就是一切。”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,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。

    一个人有“出世”的精神,就会有独立挺拔的性格。这样的人,是高尚的人。高尚的人,生活中不会有唯利是图的短见,眼看的是人类前途的光环,心想的是人间正义的大道,实践的是生命的真正价值。他在生活的道路上,是战士,是拓荒牛,是埋葬世俗、琐猥、腐朽的掘墓人。

    “恵而不知为政”论

    春秋时,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经常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老百姓过河,被孟子嗤之以鼻,说他的做法是“惠而不知为政”。孟子的高论是,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车的桥,百姓就不会为过河的问题而苦恼了。

    在这里,我们无法讨论事情发生的更复杂的背景,究竟是子产做得不对,还是孟子指责的不对。子产做为一代名相这样做,自有他的理由。子产在郑国施政第一年,很多人抵触,民间流传一首歌谣:“取我衣冠而褚之,取我田畴伍之,孰杀子产,吾其与之!”但到第三年,歌谣变了:“我有子弟,子产诲之;我有田畴,子产殖亡。子产而死,谁其嗣之。”老百姓从恨子产,到担心失去子产这样的人。又如他的不毁乡校,让百姓集于此,“以论执政”,子产从中择“其善吾则行之,其所恶吾则改之。”这些政绩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,我们有理由相信,他不会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,孟子也不会见其一偏而否其全面。孟子只是不屑于这些小手段,告诫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。

    那么,“惠”与“为政”究竟是什么关系呢?

    很显然,“惠而不知为政”这一结论是对的。作为一个执政者,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,似乎对百姓很关心,但对关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却说不出一二,这样为官,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受欢迎。因为他只是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官。这样的官,官位越高,危害越大。作为一个领导者,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胸有大略,拿出大政方针和主张,至于如何去实施,那是你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事,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。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,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,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,这就是小打小闹、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。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“过渡”,却不懂得“修桥”,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?

    这个问题说到底,还是个能力问题,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,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,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。卓识来自哪里,来自对政策的理解,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,来自对信息的掌握,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。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,换洗头脑,那他永远处于劣势,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,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,其可悲欤!

    话又说回来,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,尤其是在没有能力“修桥”前,能做些帮百姓“渡河”的好事,也总比无所事事强。但切不要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。既能为大政,又能施小惠,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?

    安民则惠

    一个爱民的好官,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、地位甚至身心性命。

    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:

    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,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,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,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,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。何易于得知传令,立即把“朝板”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。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,惊讶地问,县令为何如此?何易于拱手答到:“正值春时,百姓不是忙着种田,便是忙着养蚕,我正好无甚大事,可以充当这一差役”。崔朴和乘客听后,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。

    乾隆时,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,黄廷桂任两江总督,规严威重,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,下级官吏诚惶诚恐,不敢怠慢。当时丹徒知县熊某,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。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,御道绕了一里多路。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,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,是对皇帝大不敬,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。熊知县对他说:“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,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?况且,皇上不是秦始皇,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,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。幸而皇上不知道,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?”在场的道员、知府都吓得不得了,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,熊知县大声说:“参我的官罢了,还能杀我吗?”黄廷桂拿他没办法,御道也终于没有改。

    何易于、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。为了百姓的利益,可以放下官架子,替百姓出力流汗。也可以置生死不顾,挺身抗命。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。在明代,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,他就是方克勤。

    《明史》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:

    “……盛夏,守将督民夫筑城,克勤曰:‘民方耕耘不暇,奈何重困之畚锸。’请之书省,得罢役。先是久旱,遂大澍。济宁人歌之曰:‘孰罢我役?使君之力。孰活我黍?使君之雨。使君勿去,我民父母’。视事三年,户口增倍数,一郡饶足。”

    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。爱民,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,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。如果只唯上,为迎和讨好上司,你有令,我就去照办,讨你满意欢心,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,管你百姓如何?在封建社会,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,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,你选择什么?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,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。今天,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,缺乏“民为本”的宗旨观念,每遇到如此矛盾,唯上,不唯实。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,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。反正你领导有话,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,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。这样的官,百姓是不会为之唱‘我民父母’歌的。

    方克勤最大的优点,就是不图虚名。《明史》中记:“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,不喜近名,尝曰:‘近名要立威,立威要殃民,吾不忍也’”。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“垫脚石”,他是绝不去做的。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,以达治本。这和一些以造假、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,一个是磊若日月,一个是渺若泥沙。

    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:“知人则智,能官人;能安民则惠,黎民怀之。《史记·夏本纪第二》〉为官一方,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,使国家、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。这样的为官者,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。

    古史官的追求

    《新唐书·魏征传附魏谟传》记: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,魏谟进言说:“古代设置左、右史,记录朝政得失,作为后代的鉴戒。陛下的言行美好,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;言行不美好,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。“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,我已经看过了。”魏谟道:“以前陛下看起居注,是史官不尽职。陛下一看,以后作记录时,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。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,就不应该作史官,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?”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。

    “善恶不实,不可以为史”,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。既然作了史官,就得秉笔直书,皇帝做了好事,你就如实记下,不要有溢美之辞;皇帝做了错事,也要如实记下,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。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,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。“古者人君史官,非但记事而已,盖所以监诫也。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,彰善瘅恶,以树风声”。《周书·柳虬传》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。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,就得对自己严要求,处理朝政不得马虎,否则,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。比如,你皇帝不理朝政,整日宴游,打猎,史官如实记下,某月某日,皇帝去狩猎,这样的次数多了,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。史官的这个权力,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。古时有“董狐之笔”之说,说的就是史、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。

    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,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《国语》,他们“直书国恶,不为尊者讳”,魏太武帝十分恼火,以“暴扬国恶”为罪名,要将他们处以极刑。

    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,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。事前,他叮嘱高允,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。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。在这生死关头,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,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。太武帝大怒:“此甚于浩,安有出路”。

    太子忙解释:“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,故一时惊慌说错,平时我问他时,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。”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,他说:“太子可怜我,为我乞命,平时我没讲过此事。刚才我讲的是真话,不敢虚妄。”

    太武帝也被感动了,赦免了高允,但令他起草诏书,自崔浩以下、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。而高允直言极谏,拒绝拟诏。太武帝又大怒,经太子再三拜请,高允才得以获免。

    对皇帝是这样,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,史官们更是不客气。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《武后实录》,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,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。文中记述:“说已然可,赖宋璟等邀励苦切,故转祸为忠”。后来张说任宰相,读后不快,知道是吴兢所写,于是假装不知,对吴兢说:“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,一点都不留情面,怎么办?”吴兢说:“刘知几已去逝,不可诬陷他。其实是我写的,草稿至今还在。”张说多次请求改写,吴兢拒绝说:“顺从你的私情,怎么叫作实录呢?”终于没有改。见《新唐书·吴兢传》

    有时,当权者会施各种淫威,以迫史官屈服。晋朝孙盛所作《晋阳秋》,用辞直率,道理严正,人们都称之为良史。后来大司马恒温看了《晋阳秋》,大怒,对孙盛的儿子说:“枋头之战确实是失败了,但也不像令尊所说的那样。如果这部书流传开来,关系到你一门的身家性命。”孙盛的儿子连忙拜伏谢罪,说要请父亲删改。于是儿孙们都向孙盛痛哭流涕,跪下磕头,要他为一族百人的命运着想。孙盛大怒,坚决不同意。后来他的儿孙们还是自己动手悄悄删改了。以至流传下来两个版本的《晋阳秋》。

    “生今之世,承诸圣之表彰,经群英之辨难,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,折中期间,岂不幸乎!”(方以智《通鉴·考古通说》)能在史书上书上一笔,也是史官们引以为豪的事,正是他们敢于秉笔直书,敢于“彰善瘅恶”,才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实的历史,也留下了一种不媚世、不媚权贵的正义精神。

    “六言六蔽”说

    孔子教诲其弟子,曾提出“六言六蔽”说,即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。读之思之,于人生修养大有裨益。

    其一,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。”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,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。这大抵是指一种忠厚之人,百姓所谓“狡猾不足,忠厚有余”者。这里的“狡猾不足”是说过于死板以至于呆。这样的人,如果不善学习,不能拓宽知识面,心中不充沛,反而总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,不能举一反三,也不能触类旁通,处事显得拙,容易上别人的当。这种人虽不失为本分之人,但终不成大器。

    其二,“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。”爱自己的聪明不爱好学习,其弊病是放荡不羁。这是百姓所说“浮灵”之人。不学习,没有扎实的基础,没有广博的知识,仅凭一点小聪明,遇事似懂,其实什么也不懂,总是浮在表面上,象浮蓬一样无根底。这样的人,一生终将一事无成。

    其三,“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。”虽然有诚实、讲信用的本质,但不爱好学习,容易被人利用。这是说,不学习,缺乏识辩能力,往往稀里糊涂地上了当,小则害己,大则害人。小则害己,是说个人利益受损不要紧,大则害人,莽撞地助人干了坏事。

    其四,“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。”是说,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,其弊病是说话尖刻伤人。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,坦诚相见,很容易交到挚友。但缺乏知识修养,口无遮拦,就犯了祸从口出的病,很容易得罪人。“三缄密,虑言之或失”,更何况信口开河了。而且心直口快的人,都无意中伤人。没有知识修养把住嘴的关口,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点。

    其五,“好勇不好学,其弊也乱。”这是说,性格勇敢而不善学习,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。这是针对鲁莽人说的。上一段是针对语言方面,这一段是针对行动方面。勇敢的品性如果没有知识修养控制,很容易感情用事,做事不计后果,只逞一时之能,最终落个孔武之人。

    其六,“好刚不好学,其弊也狂。”是说,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,其弊端是狂妄不羁。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,人总是要求进步的。但人就怕自恃强威,锋芒毕露。这样的人,往往目空一切,唯我为是,到头来,把自己架空。而知识修养,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,以克制狂妄自大。

    孔子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提出的“六言六弊”,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,克服天生的弱性,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。

    阴去其弊说

    “阴去其弊”,就是采取措施,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,使事业得以成功。《治国方略》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夫天下之弊,贵乎阴有以去之,则事无有不济者矣。”“阴有以去之”,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。

    五代时,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,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,也未必心甘情愿。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,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,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。唐德宗时,屯兵边塞,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。宰相陆贽建议,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,敌人来了,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。这就是“阴去其弊”的做法。

    永嘉先生在《治国方略》中是针对“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,虽拂乎人情,勿怕也”这种说法而提出“阴去其弊”的方法的。他认为:“事虽当于理,而情则拂乎人,而事不能以终济。莫若阴有以去之,使人由知而不知,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。”是说:事情即使符合道理,却违背人之常情,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。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,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,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,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。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。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,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?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。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,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。在这当中,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。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。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,都统一了思想(所谓的),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。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,许多人转不过弯来,“辛辛苦苦三十年,一下回到解放前”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。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,现在看来受益无穷。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,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。另一种是“锦上添花”的方法,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,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,岂不更好吗?这是说,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,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,既体现原则策略,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,于情于理都周到些,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。

    美国人耐尔·尺·斯威尼在《致未来的总裁们》中指出:领导方式的选择,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。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,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;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;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,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。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,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,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,多做一些疏导工作,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    用人而爱人

    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,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。他在阅读《南史·韦睿传》时,在“睿雅有旷世之度,莅人以爱惠为本,所属必须有政绩。将兵仁爱,士兵营幕未立,终不肯舍,井灶未成,亦不先食”一段旁,写了一段批语:“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。”韦睿作风,就是吃苦在先、用人而爱人的作风,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。

    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,手下人才济济,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。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,对他们关心备至。大将吕蒙病重吋,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,常穿壁观之,不然,就“夜不能寐”。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,被委以重任时,诸将不服,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,让周泰解开夜衫,指着他身上的伤痕,不禁流泪说:“卿为孤兄弟,战如熊虎,不惜躯命,被创数十,肤如刻划,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,委卿以兵马之事乎?”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。

    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。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。1937年初夏,罗荣恒与林... -->>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
上一章目录下一页

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

更多好书 离线下载 无广告阅读

下载APP
终身免费阅读